赵俪生文集(第四卷)

这篇序文，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邀请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他熟悉我垂爱我，而我又终生尊重敬仰他，请这样的人来写。但是，自两个世纪交替之际，前前后后，这些人纷纷下世去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所以编辑部就自然而然把这任务派到我本人头上来了。 但这有困难。别人写和自己写，口气就完全不一样。老先生写的口气，不免带些勖勉和鼓励，或者再加一些指摘和置疑。自己写就不行，只剩下恕我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词汇交待和检讨了，而这样的文章，不久前我已写过两篇。 一篇是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俪生史学论文自选集》写的《后记》，一篇是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命意而进行的一次专访答辞。至此，已没有什么需要再交待和检讨的了。现在来写这篇《序》，就准备以上述两文为基础，尽量避开重复的可能，用新的心情笔触，来概括一下我这一生既适应大时代又努力自我塑造自己的全部过程，一是给后代学人留下一点求教的遗念，另一是给《赵俪生文集(第四卷)》读者提供一点阅读全书的“楔子”。 按照一个人头脑发育的自然过程，我是先接触了词章，而后晚一步又接触了逻辑和分析的。前者不免就是读一些唐诗、宋词、古文和传奇故事，这大概是十五岁前后的事。到十七岁前后，通过数学证恒等式、解方程式的操作，加以外语语法分析的锻炼，培养了一点逻辑分析能力，这才慢慢走上了写点东西和做做学问的漫长道路上来。 进入史学，已经是二十四岁了，所以我检讨说，“晚了点”。为什么进入史学，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作为进门的引荐，我读了几部书，一是傅青主的《霜红龛集》，二是全祖望的《鲒培亭集》，三是钱牧斋的《初学集》和《有学集》。我被这几部书勾引的神魂颠倒，自己对自己小声呼叫“过瘾呀，过瘾呀”。我梦想有朝一日我会像全祖望写张煌言那样，像钱牧斋写孙承宗那样，写出我自己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这就是立志了，立下很大的志，终身的志。 光搞人物不行，还要搞社会，搞古代社会、地主的社会、资本家的社会，以及革命成功后理想主义逐渐实现的社会。这样，就不能单靠史料了，还得搞理论。所以搞理论史学，不是哪个谁像填鸭一样填进来的，是自然而然演进来的。这就自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触社会发展史。 但当时的主流不是理论，而是考据。他们主张史学是若干细小问题的解决，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至于“理论”嘛，那只是大哲学家们的幻想。这话说的很客气，说白了就是理论只是狂人们的胡说八道。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辩一辩了。我的辩词见于上述《史学自选集》的《后记》，兹不赘。 史学结合理论，又产生出若干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教条主义。对伟大理论家的论断不是活学活用，而是生搬硬套，套框框。举两个例，对传统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具体分析，而是施行一种剪纸帽的办法，唯心主义一顶，唯物主义一顶，非此即彼。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就这样被排除了。再如社会的发展，纯按照西欧的模式(不考虑东方特点)，划为五种生产方式，一个衔接另一个，单线传递，排除了社会形态的可能有跳越和迟滞的现象，排除了复线传递的可能。这就说明，史学结合理论以来所产生的麻烦。幸亏有学术争论，经历后半世纪悠长的岁月，这种弊病总算得到了某些克服。 但说来不幸，时下有些人不是帮助克服弊病，而是全部抹黑。在我来说，我是1949～1979这三十年史学大流的参与者，因此，我既不能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员而锦上添花，又不愿眼看着自己亲自参加过的事业被说的一塌糊涂。不能用“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帽子强暴地扣到这三十年事业的头上，记得《圣经》中有一段说，上帝吩咐魔鬼进入猪里去，猪就闯下山崖，跌到湖里，淹死了。我读了时下文章后经常自己默声责问自己，“难道我们都是猪吗？!” “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应该有两种诠释。一种，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范畴内的，意思是说，只有我们西方是人类中最先进的，你们东方是低一等或者低几等的民族，活该被我们征服、杀伐、或者奴役。这些东西无疑是反动的。 但还有另一种。一些做学问的人，在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下，要总括人类的发展史，眼前现成的资料就只能看到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日尔曼人的封建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顶多，再从英国在印度的杀人放火者的记录的夹缝中得知一点水利灌溉和专制主义。中国有句老话，叫“就钱吃面”。我常常幻想，假如十九世纪初就有《史记》、《汉书》、《左传》等德文译本或英文译本摆在马克思老人家面前的话，他会写出另外多么辉煌的大著来。他会写出多么更全面的东方特征。 他没有写出来，是时代的局限，不是谁的错误。我们继承了这些，发扬了这些，也不应当被认为是我们的错误。错误是我们这些当代人在发扬过程中自己做出来的，不能归咎于理论导师，更不能上溯到鱼龙混杂的“欧洲中心论”和什么“东方主义”。这简直是挂不上边。 我就是伴随着这样的时代潮流与时共进的。六十年来，我治过明清之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