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犬将军

前言 我是湖南湘乡人，生于公元一九○七年。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蟾桂公曾随左宗棠去到西北，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祖父公卿和父亲宪文均饱读经书，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我父亲为地方兴办学校及各种公益事业，与人排难解纷，极为乡里所推重。 我年幼时，父亲教我背诵古文诗词和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尚深印脑海。我的母亲姓彭，闺名玉贞，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生子女六人，都是躬亲抚养教育。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仅是一个小康之家，约有二十亩田地，雇有一名长工，还够不上称为富农。我母亲恤老怜贫，常尽其所有帮助他人，这种德行，乡亲们无不感激赞叹。她骂信佛教，我后来于役军旅，尽管我掌生杀大权，但从未枉杀一人，这都是受我慈母教诲的影响。我母亲由于抚养一大群子女，操理家务，备极辛劳，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 我上有三兄，除三哥尚在外，均已先后物故，下有一妹，尚健在，现住长沙。 一九三○年冬我任团长时，经友人之介，得识冷兰琴女士。她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我们于一九三三年春结婚，生有子女五人。时值抗战军兴，余率部浴血奋战，无暇顾家，悉由吾妻负责，千里奔波，辛劳备尝。她患有先天性的高血压症，不幸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不仅仪态万方，而且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其言其行，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颇大，结婚十六年，情感深厚，她的早逝，是使我十分伤感的。 子女五人，于一九五一年起，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由台湾、香港到了美国，现散住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丹佛等地，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共有十人，第四代已有两人，真是四世同堂。我于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与易吟先女士结婚，迄今二十四年。一九八○年我们经中央批准，来美探亲，原定一年回国，由于子女们的坚留，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并为我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们现在定居于纽约。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就是写稿和审稿。我就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二十八万多字的材料，但从未想到要出书。 去年文史会同仁认为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我所写述的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劝我将所写资料编整印发，我考虑再三，如客观上认为我所写的资料可供史学研究者参考，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同意了。 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为所谓长者、尊者避讳。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伤二百多万人，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并未树立打到底的坚强决心，致使军队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一九八○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 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